前不久，寧波、武漢將要限牌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，兩地政府都出來辟謠，武漢市甚至逮捕了謠言的制造與傳播者。謠言得以迅速傳播，反映了限牌與大家的利益聯系非常緊密。

　　有其他城市的前車之鑒，各地市民對限牌自然很緊張。但是，那些已經限牌或者將要限牌的地方采取這個措施或是無奈的選擇。

　　■兩會提案議案中取消限牌呼聲最高

　　在全國兩會上，取消汽車限購的呼聲很高。全國人大代表、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鳳英和全國人大代表、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的兩份議案最有代表性，影響力最大，傳播范圍也最廣。

　　王鳳英在題為《關于加強城市交通綜合治理法制建設》的議案中指出，汽車限購限行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，同時這種做法的科學性與合法性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和質疑。王鳳英表示：“汽車限行和限購政策對‘治堵’在短期效應結束后，其持續治理效果并不樂觀，所謂‘治標不治本’，也引發公眾對政府‘懶政’的質疑。”

　　如何破解汽車社會的城市交通綜合治理難題，王鳳英建議，在符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，積極采用最新的信息技術、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，探索合理進行城市規劃與區域功能布局、創新交通管理、以及運用最新的網絡信息手段等進行智能化的交通綜合治理。對城市發展規劃、道路路網建設、市政交通管理等進行系統性創新管理，從而全面、高效地從根本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難題，擺脫簡單粗暴的“懶政”之嫌。

　　宗慶后認為，汽車限購和限行措施實際上是治標不治本，“車照堵，空氣照污染，而汽車限購車牌拍賣動輒幾萬元，不僅增加了民眾的生活負擔，還抑制了內需，影響了汽車行業的發展。”

　　宗慶后建議，地方政府應加大投入修橋修路，尤其是修建立交橋、高架橋保證道路通暢；交通指揮智能化，提高道路運行管理水平。此外，亦可通過實行錯時上下班，減少高峰時段的出行車輛，提高道路運行能力。

　　■“疏”與“堵”的碰撞

　　兩份議案認為，限牌政策對城市擁堵和環境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，另一份調研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。

　　北京早在2010年底已經實施限牌措施，成為全國第一個搖號購車的城市。實施這一政策五年后，今年1月百度發布了一份全國50座城市上班距離及耗時排行榜，從駕車上班耗時看，北京以平均駕車時間需48分鐘位居上班耗時最多的城市。2012年中科院發布《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12》，我們可以查閱到，當時北京駕車上班的耗時為52分鐘。從中不難發現，實施限牌多年后，北京依舊是全國駕車上班耗時最長的城市，城市道路的擁堵狀況沒有明顯改善。

　　兩份議案同時強調，要從根本上解決城市道路擁堵和環境污染問題，應加大城市路橋建設，并配合智能化交通治理手段。如同大禹治水，“疏”優于“堵”的思維方式轉變，城市道路擁堵和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，更應依靠基礎設施建設和疏導的方案實現。

　　如此簡單的道理，恐怕小學生都能明白，難道城市管理者們不懂么？